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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治标不治本的教育“减负”后患无穷

浏览次数: 日期:2015-10-22 11:14

        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的群体,失业率高达30.5%。有媒体分析称,教育“减负”加剧阶层分化,农村贫困孩子的教育“减负”中受到伤害。(10月20日澎湃新闻)

  这听上去与主流舆论并不吻合,但实事求是地说,目前的“减负”有治标不治本之嫌。相关部门以学校放学时间提前、作业布置量减少、双休日节假日不补课,来检查、督促学校是否做到“减负”,却并没有分析要求学校“减负”之后,学生的课余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学生的整体学业负担是否减轻。由于只管校内“减负”,减负带来一系列后遗症。

  普遍看来,目前的情形是,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学生整体的学业负担并没有减轻——离开校园之后,大多学生进了培训机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为上培训班,家长要掏高额的培训费,我国3000多亿的培训市场,大多是家长贡献的;家长和学生的焦虑增加,很多学生担心自己选的培训机构不好,影响补课质量,而且,也经常发生培训纠纷。

  再就是,农村学生由于周边没有好的培训机构,贫困家庭的学生由于无法支付培训费,而无法参加培训班,进而,在学业上与上补课班的学生拉开差距。农村学生、贫困学生所上的学校,基本是普通学校,再加上课后不补课,差距是可以想象的,调查显示,农村学生的高考平均分,要比城市学生低40分。

  “减负”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有无相应的制度、环境配套。在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中,加之学校间办学质量不均衡,学生的负担,是很难减轻的。换言之,要让学生学业负担减轻,关键在于推进升学考试制度改革和推进办学质量均衡,但遗憾的是,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进行高考改革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可动真格的行动很少,而打击学校补课却很严厉。我国各地教育部门在推行“减负”时,不愿意去评估“减负”后的实际教育生态,只满足于校园内“清净了”,这完全是“鸵鸟政策”。

  其实,对于学生的学业问题,面对现实,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推进改革,打破原有的评价体系,促进教育均衡;另一个选择是,如果评价制度改革很难推动,那么,就应该选择更有利学生和家庭的方式。

  笔者曾多次提到日本的做法。日本在上个世纪末,实行五天上课,但后来,家长普遍反映,五天上课,无法让学生面对激烈的日本高考(日本高考竞争也很激烈),很多家长都要送孩子上培训班,这既增加家庭的负担,也导致新的不公——贫困家庭孩子无法上培训班,于是,在家长参与决策的情况下,日本部分公立学校实行六天上课(大多数私立学校一直延续一周6天上课),不额外收取家长任何费用,上六天课之后,学生的学业负担,相比上五天课反而减轻(六天上课后,剩下一天不再补课,不像以前两个双休日都在补课),家长也不再为孩子上培训班焦虑。2013年,日本文部省更明确规定所有公立学校“一周六天”上课。

  这种做法在日本之所以能推行,是因为学校实行现代治理,有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办学的管理、决策和监督。这和我国有很大的差别,我国实行行政治校,家长并无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的权力,故而在学校决策中,很难把家长的意见纳入,而是由行政代替家长做出决策。行政决策的特点是,领导意志为主,很难注意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现阶段,在一些关键性议题上,行政的主导思想,是免除自己的责任,怕惹麻烦。

  在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监督的学校管理模式中,很多办学事务,可以得到更精细的治理,而不是现在简单的一刀切。各校情况不同、家长的认识也不同,各校可以有自己的做法,只要公开透明决策即可,而对于达成共识的基本做法,则可成为统一规定。

  我国各地的教育发展程度相差很大,近2亿多中小学生的情况、需求各不相同,要为他们提供好的教育,必须结合现实,不能只有一些宏大的口号和概念。


(本文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蒲公英评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