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法治时评

张建伟教授:“逐出师门”到底伤害到什么

浏览次数: 日期:2015-09-30 14:04

“逐出师门”,是旧小说或者古装电影里见到过或者听说过的事,《水浒传》里鲁智深醉打山门引致群情激愤,众僧要求将其赶出本寺,与之类似,当代却是难得一见的。

 

近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孙家洲教授在网上发表公开信《为断绝本人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告各界朋友弟子的公开信》,表示与其指导的硕士生郝相赫断绝师生关系。这位教授不满他的学生发表对其同行阎步克教授、韩树德教授不恭的言论,辣手出招,十分劲爆。这件事,引起社会舆论热闹了一番,让这位教授和他要断绝师生关系的学生立即成为公众瞩目的对象,很让人大开眼界。

 

按照孙教授的说法,人们可以描绘出这件事的大概轮廓:其弟子狂妄至极,出言不逊,“无端嘲讽”,诋毁前辈,为师的屡次诫其不听,遂在恼怒之下,公开表示断绝师生关系。

 

看这则新闻之前,仅凭标题,以为这位学生犯有多么不可饶恕的罪过,惹得师尊如此不能隐忍,一下子扑到前台公开加以挞伐。人们也在思忖:在人们心目中,大学教授自然是有着不错的涵养功夫,如今这位教授怒相十足,看来必有缘故——莫非这位学生品质低下,朽木难雕,冥顽不灵?

 

仔细看事件的来龙去脉,发现与预想的并不一样,这位教授怒目金刚,好像浑身都是理,但事情究竟如何,却不能仅听其一面之词。再看看这位学生的辩解,反倒入情入理,天下的理若是有一石,这位教授并非如其显现的那样占了八斗,可能一斗都不占。不仅如此,其自我情绪管理能力似乎不高,对于这事的反应有过度之嫌,其气量、风度大有问题。

 

学生错了吗

 

这位教授义形于色,自然是认为捏拿住学生的命门,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究竟是否如此,有必要深究一番。

 

原来,事情的真正起因是:郝相赫同学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转发一则点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者的文章,随后加以点评曰:“人大最大的失误就是不该从这个垃圾系引入大量的唐宋领域老师……如果不是跟北大历史系这个垃圾系合作而是跟南开或者北师大合作的话好太多。”不仅如此,这位同学还兴犹未尽地建议:“想考魏晋或唐朝的千万别来我校,去武大清华吧。”这种刺激、火爆的言论,显然让孙教授难以接受。

 

孙家洲教授提到:郝相赫同学自报到之时起,便在微信上频频发表攻击他人之言论,自己曾发信给他,好言相劝,希望他“处事平和”。当他发现郝同学竟然无端嘲讽阎、韩二位先生,感到忍无可忍,抑制不住“震怒”,基于“师生之交首重道义”、“学界自有学界的规矩与尊严”,非断绝与郝同学的师生关系不可。

 

据郝相赫学生讲,其师断绝师生关系,这一做法让他深感震惊。当初他读书读到李先生的一本书,为之叹服,想起了另两位历史学教授,认为人大、北大教授魏晋南北朝的导师难望其项背,两相比较,对比强烈,遂生发感慨,忍不住将意见发表在微信朋友圈里,“我以前读过北大阎教授、人大韩老师的高作,并不十分佩服,于是就拿来比较,说后两者‘平庸’。”郝同学承认:“作为年轻人议论学者前辈当然有错,但其发言平台为微信朋友圈,唯一的好友学者、教授就是自己的导师孙家洲,自己并未公开批评北大、人大两位老师,而是以字母代替,对后者的学术地位和名誉无法撼动,而孙家洲老师在朋友圈发断绝师生公开信,导致其名誉受到很大伤害,还会毁掉自己读博的前程。”随后,郝同学对孙家洲和韩树德教授表示歉意,提到“刚入师门,就给导师孙家洲老师带来这么大的麻烦”,感到“自责和深深的歉意”,承认对阎步克教授的私人评论“是错误的,应予收回”,并恳请能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使他“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

 

这件事,引起社会舆论热闹非凡,为孙家洲教授始料未及。

 

对于孙家洲教授的做法,网络上并非一致认同。

 

人们会思考:郝相赫同学错了吗?如果错了,又错在哪里?

 

在孙家洲教授眼里,郝同学的行为是口出狂言,妄议师长,错在违背道义,不重师尊,违反了学界的规矩,冒犯了学界的尊严。揣摩孙教授的见识,对于师长,需要毕恭毕敬,起码在公开言论上要表示恭敬,即使对方的著述的确属于“垃圾”,也不能公开表达,这才符合学界的规矩,才是作为学生应当懂得的道义。

 

对此,我的看法是:尊师重道,确属我国教育的传统,温良恭俭让乃儒家文化之所重,以此观之,郝相赫同学对阎、韩二位先生的不恭言论,与这种精神确实存在一点距离。郝同学用“垃圾”一次来指称前辈学者的著作和著名高校的历史系,确实给人“狂妄”之感,与传统文化中对与学者应有的简重从容的态度有若干差异。对于后生小子的“无知狂妄”,作为指导教师,予以循循善诱,并无不可。不过,孙家洲以公开信形式表达对郝同学的不满,语含杀气要予以一刀两断,却折射了这位导师在指导教育上的无力,给人一种失败感。在这一点上,孙家洲教授虽然掌握主动,但并没有在舆论中完全赢得尊重和认同。

郝相赫同学不够稳重,不懂得世故,没有学得学界相处之道,这是事实。我认为郝相赫仅此而已,算不上有多少了不得的错误,相反,学界缺乏直率、犀利的学术批评,可能比这种不恭是更为有害的现象。以我的阅读体验来说,若有直言不讳地指出前辈学人的学术不足,火药味十足,实属难能可贵。郝同学在他的冒犯性言论中,坦率讲出自己的阅读体会,并不遮掩,即使言论幼稚、嚣张,前辈即使不予以鼓励,起码是不必压制,要知道这是年轻学者人格完整而不产生分裂的外在环境因素。孙家洲教授大概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孙家洲教授将郝相赫同学“逐出师门”的做法,并不具有正当性。就郝相赫的行为来看,不过是臧否了一下个别历史学者和历史系的研究水准,措词不够温良笃厚,算不上有什么错,连白旗都不用打。假如郝相赫诋毁、诽谤、侮辱他人,例如其导师本人,指导教授要将其逐出师门,正当程序是向院系提出申请,院系同意更换导师,应对学生做出妥善安排,为其安排新的导师,其导师信息内部更改。如果学生存在不端行为,需要予以处分,各校也有明确的程序,按照正当程序办理即可。天下断没有国立高校的教授在学生在学期间自行宣布断绝师生关系的规定,尽管孙家洲教授自称只是在自己弟子等小范围内宣布自己的决定,这一做法毕竟属于失格行为,倒是需要向受到伤害的郝相赫同学道歉才是。

 

郝同学的刺激言论,引出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当下高校里断代史研究中的现状到底如何。这是值得追问和理性讨论的问题。既然郝同学在微信朋友圈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妨在同样的范围就此进行讨论,以澄清是非。作为导师,拨冗指点,对于引导学生客观、公允得出结论,并使其他人也从中受益,不是师门坏事,何必问“过”则怒、龙颜不悦呢?

 

“逐出师门”的做法,显露出大学有必要建立调整师生关系、维护师生正当权益的重要机制——伦理委员会。我们大概都没有设立类似国外一些大学建立的大学伦理委员会,由其判断教师或者学生的某些行为是否恰当;也缺乏一种成熟的师生伦理规范,对于老师到底能不能把自己归类于私人教育中的老师,能否自己宣布断绝师生关系而不需要依据正当程序处理此事,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解除师生指导关系,缺乏明确的说法,一切都处在朦朦胧胧之中。老师将弟子“逐出师门”的做法,自然也缺乏求助于这类伦理委员会加以救济的可能性。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值得吾人引申讨论下去的。

 

“逐出师门”伤害的是学术怀疑精神

 

俗语“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一些后生小子读书不多、识见有限,语出不逊,口出狂言,早已成为一种网络现象。如果熟悉网络言论特征的话,对于那些极端言论是不会大惊小怪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在熟人圈子里,大家几乎都是乡愿之士,很难做到“我口说我心”;在社会控制感强化的场域,人们也是口说一套,内心想的却可能是另一套,久而久之形成特有的人格分裂现象。这都是病,不是风景。

 

网络上狼奔豕突的言论,固然泥沙俱下,甚至侵害到一些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利,需要加以适当规范。但是,吾人不能不认识到,这种失控言论中涉及学术著作部分,以及对于一些著名学者的评价,存在一种可贵的精神——对于权威的怀疑精神。

 

权威就是合法的权力。这里“合法”一词含有正当或者正确的意思。就一般意义上说,人们通常认可某些人有权用某种方式影响他人的行为。有些影响具有一种个人道德品质,罗素曾言:“人们服从权威的其他理由还包括习惯、权威人物的个人魅力、被群体认可的愿望以及个人利益等等。人们虽然并不总是听从权威,但普遍承认应当服从权威,这就使权威具有合法性。”“于是权威就成为权力的有效形式。如果人们意识到应当遵照权威的愿望行事,就没有必要对其施加强迫,甚至毋需说服工作。对权威来说,施加影响的代价就比较小了。”否则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我不好断言孙家洲教授将郝相赫同学“逐出师门”根本原因在于这位学生藐视权威而使孙教授产生物伤其类的感觉,但其反应确实起到对于挑战权威的态度和行为进行压制的效果。郝相赫同学的言论,在令人不安、不爽的表达背后,涌动着不盲从权威、不迷信权威的意识。对于郝同学的言论以“逐出师门”加以痛击,伤害的是这种对于权威的自主判断和学术研究中难得的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不仅使郝相赫感到受伤,恐怕在高校中也会产生一种寒蝉效应,让那些有自己的想法、有自主的判断的后生小子缄口不敢言,从而造成学术精神的窒息。

 

这种状态及其危害,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孙家洲教授不应感到陌生,我国明代著名学者李卓吾先生以七十高龄下狱,用剃刀自刎,罪名就是离经叛道,对于儒家权威发起挑战,为当时社会所不容,使这位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遭到被整肃的命运。

 

我们从类似的例子中看到的是喜欢服从权威的心理特征和不能容忍对于权威挑战的权威人格。权威人格组成的社会,依靠对不服从行为进行惩罚和威胁来建立秩序。我国缺乏健全的学术批评,原因就在于此。一旦进行学术批评,鲜有不转化为个人恩怨。如果是晚生对前辈进行挑战,可能导致后者的压制和报复。最终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乡愿社会就形成了。

 

这种不能容忍挑战权威的压制做法,造成的恶果只能是人才不振。古人早就认识到严密控制与人才不振的关系,宋代学者叶适曾经指出:“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治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已不振。今与人稍谈及度外之事,则摇手而不敢为。夫以汉之能尽人材,陈汤犹扼腕于文墨吏,而况于今日乎?宜乎豪杰无以自奋而同归于庸懦也。”

 

现代人对此也有深切的感悟。就整个社会而言,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和人们相互间的损害,控制往往是必要的,但过分的控制对于具有自主需要和荣誉意识的个人来说却造成心灵的窒息,从而造成社会范围内不断的精神死亡。1948年伯特兰·罗素在关于社会控制与个人创造性的系列讲演中指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所导致的缺少自主性的苦难,是与疏远的权威们对大多数地区的极度控制相联系的。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总是对权威的追求过多,对保护创造力的关心过少,在大组织控制下的人们,忘记了人们实际上所喜欢的东西,倾向于让人们去适应制度而不是让制度去适应人。

 

年轻学子对于权威的挑战甚至藐视,来自他们的学术积极性和进取心,不好好保护这种批判精神,可能使得这些学生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感遭到破坏。这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来自对自己的天赋、能力、潜力等资质的充分开拓与利用。一个人有机会去自我实现,他就会专心致力于他们认为重要的工作、任务、责任或职业,因为他们对工作存有真实的兴趣。过度的控制只会扼制一个人实现自我的动力,也就“谋杀”了促成独立学术探索的心理机制。

 

大学及其教授,应当注重培育提高学生素质的环境。我们可以信心满满地说,一旦有了这样的环境, “教养有道,人材自出” 的局面就会形成,汉代董仲舒所言:“素不养士,而欲求贤,犹不琢玉而求文采”。这里所说的“教养”可以理解为:为人才产生提供良好的环境,在制度方面确立促使人才产生的激励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家洲教授将郝相赫同学“逐出师门”做法的危害性,更大于郝相赫同学的“狂妄言论”。我觉得大学教授对于一些出格言论,有更多一点宽容,才有希望破除当下大学的困境:为什么我们多年来就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呢?

 

文/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转自微信公号“法律读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