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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教授与“狂徒”断绝关系:祖师崇拜与中国师徒的差序格局

浏览次数: 日期:2015-09-28 12:59

按: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发布公开信,申明要断绝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起因是他看到自己新招收的硕士在微信朋友圈对阎步克、韩树峰两位老师“无端嘲讽”。而为了对两位学界同僚的“嘲讽”要断绝与学生的关系,这背后是怎样一套逻辑?其实从孙家洲的公开信里可以看出端倪。他在信中说,“师生之交首重道义”,而发现了自己学生的不“道义”后,他“公开评论,怒斥狂徒”,他还请“学界朋友和门下诸弟子,理解我此刻内心的痛楚与坚忍”,并作出声明:“学界自有学界的规矩与尊严……郝相赫的任何言论,他的未来发展,都与我无关”。道义、狂徒、弟子、规矩,这些词语出现在21世纪的学术界人士之口,略显违和,是什么让老师如此愤怒,学生又究竟做错了什么,这背后各有怎样的逻辑呢?


导师的愤怒源自何处?
  施爱东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中说,“学术界和其他行业本质上并无不同,也有祖师崇拜、有资辈亲疏、有派系与行规……有师承与圈子的壁垒、有尊老与维亲的传统。”高校的师生关系,尤其是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反而更类似传统的师徒关系。首先,研究生数量有限,一个导师要负责的人数并不多,因此比较可能建立起稳定而长期的关系,这在本科的大课堂教学中是比较难的。
  其次,对导师来说,他面对的也不单单是学生,而可能是未来的同行,是与自己一样的学界中人——学生出师后若拿到教职、进入学界,其一举一动总不免让人联想到他的导师。而师承对学生来说也至关重要,这决定了学生的派系和辈分。
  这套等级观和儒家的“礼”的观念相结合,就演变成了以三纲六纪和五常为规条,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为基础的人际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要和一个人,尤其是长者和尊者拉近距离,总是要求助于拟血亲关系。
  在学界,将老师比作父亲由来已久。荀子的“天地君亲师”的观点,就将师与天、地、父并列,赋予了教师权威的地位。这是因为老师传道授业,教会了学生吃饭的本事,恩同再造。而学生也继承了老师的学问,并在此基础上将之传播下去,往大了说这是“为往圣继绝学”,往小了说这是继承老师的道统。
  而这一套逻辑今天依然存在,并非全是腐朽思想作祟,而有其文化背景和现实原因。学术范式的传播和更新需要一批学者的努力,根据视野和学术能力不同,自然会产生普通学术工作者和专家、大师的分野,这便形成了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要获得更好的资源,提高自己的地位,都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拉帮结派、不对称互惠的师生关系、尊老维亲等现象,无疑都是在客观的生态下不得已而做出的行为选择。
  一朝学术是一朝政治一朝社会的反映,苛责无必要,抬上神坛、贡入象牙塔也无必要。
  孙家洲教授在发现自己的学生郝相赫在朋友圈臧否学界前辈的言论后,最初是写信委婉地表示了“担忧和不安”,认为这不妥当,但学生显然无视了他释放的信号,依旧我行我素。孙教授显然认为这是学生对自己的“漠视”,于是索性要求取消师生关系。


“狂徒”是否有言论自由?
  钟敬文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民俗学的开派祖师,当代民俗学界“至少百分之六十的从业者都是钟先生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即使是偶尔有缘见过钟先生一面的民俗学者,也多数会以学生自居”。如若有人臧否钟敬文先生,那怕是立刻就会变成学界公敌,哪怕只是私人聚会上,也恐怕没有人敢这么直截了当说钟敬文先生“名大于实”。
  孙家洲教授愤怒至此让郝相赫感到不解。他在随后的“情况说明”中解释道,首先他是读了李凭老师的《北魏平城时代》之后有感而发,“魏晋南北朝史领域有李先生这么杰出的学者南下澳门了,而在北京,中国的两大文科名校——人大、北大中执教魏晋南北朝的导师却没有人及得上李先生的水平”,联想到北大阎步克教授、人大韩树峰老师的水平,觉得“平庸”。
  其次,他是在微信朋友圈这个封闭的言论空间内发表的言论,没有在如微博这样的公共平台上发表任何不当言论。还称如果当面见到阎步克、韩树峰二人,是会问好的,绝不会当面攻击。“我作为读者,读了公开出版的著作,当然是有评论的权利的。我这评论只涉及作者的学识能力,没有人格攻击。”
  但其言论如:“听说微博上有壮士骂阎步克这个垃圾,我很高兴……”,先不论是否有人格攻击之嫌,毕竟一行有一行的规矩,对于学界来说,长幼尊卑是无论如何不可以不讲的,这方面的出格言论很容易触动学者的神经。
  他起先未听从导师劝告,直至导师公开信发表,才发现意识到朋友圈几句“有感而发”居然可以使他“原先在北京考博的计划也完全泡汤”。


为什么学界这么看重师生关系?
  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常常把学生比作水,把导师比作船或石头,认为良性的师生关系是“水涨船高”,恶性的师生关系是“水落石出”。师生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学术传统上的承继关系,不如说是学术网络上的伦理关系,也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唇齿关系。
  学生们对老师的评价总是能影响到学术史的书写。陈平原说:“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仅体现在导师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学生日后的业绩与贡献。”他还举了清华四导师的例子,认为如果《师门问学录》《师门五年记》《师门杂忆》这些回忆文字,四导师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样为人熟知。
  而师生之间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生态,其背后有深层的文化、制度原因。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的人际关系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这种格局对内强调团结一致,对外则一派对抗思维,费孝通先生说:“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所以要接纳一个人进入内部,往往要借助拟血亲的关系转换和行业仪式。在行业内拜祖师、追溯传统、形成形如父子的师生关系。这些已是存在已久的秩序与观念。
  这种观念的形成首先是因为中国本土的秩序观和等级观。正如《易经·序卦》所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本文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5-09-22